来源：新金融琅琊榜
作者：董云峰
进入2026年，城商行“一哥”之争暂时落定。
截至3月末，江苏银行以5.58万亿元的总资产规模位居城商行首位，较北京银行大幅领先超过6000亿元。
仅仅三个月前，两家银行的总资产还几乎持平。除了规模差距，北京银行从各项核心指标到资本市场估值，几乎全面落后。
在城商行里，北京银行是跨区域经营最成熟的银行，其超过六成的信贷业务位于北京之外，全国化程度甚至接近部分股份行。而江苏银行几乎恰恰相反，超过八成的贷款发放都位于江苏省内。
尽管北京作为直辖市与江苏省的体量有所差距，哪怕考察北京银行在京津冀地区的业务占比，也会发现其跨区域经营力度远高于江苏银行。而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弱的上海银行，同样也是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标杆。
一个有些反常识的结果：对于当前的城商行而言，跨区域经营不一定是成功的捷径，反而可能是一条通往平庸甚至危险的道路。
那些在政策窗口期跑马圈地、激进开展跨区域经营的银行，如今大多陷入了增长乏力、资产质量恶化的困境；而一些选择坚守本土、深耕优质区域的银行，却交出了一份份令人惊艳的成绩单。
这或许就是城商行的“跨区域诅咒”。
01
忆往昔：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浪潮
2006年4月，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正式开业，是中国城商行历史上第一家跨省异地分行。
同年，北京银行天津分行挂牌开业。2007年，徽商银行、南京银行、宁波银行、杭州银行等多家城商行纷纷迈过跨区域经营的门槛。2009年4月，银监会进一步放宽城商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。
短短数年里，北京银行先后在天津、上海、西安、深圳、杭州、长沙、南京、济南、南昌等城市设立分行；上海银行也将网点延伸到了在宁波、南京、杭州、天津、成都、深圳、北京、苏州等城市。
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多久。2011年两会期间，一位决策层领导点名批评北京银行，“我一打个盹，你们就跑了。”“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，你们跑了，北京谁来管？”
此后城商行异地扩张逐渐降温，到2013年，监管部门全面收紧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政策，跑马圈地时代正式结束。
当时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，那些抓住窗口期完成跨区域布局的银行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，而那些未能抓住机会的银行，只能被迫坚守本土市场，发展前景堪忧。
现实给了所有人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02
配资炒股数据说话：城商行的“跨区域诅咒”
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破冰至今，20年过去了。跨区域经营究竟带来了什么？
基于2025年报，新金融琅琊榜选取了资产规模排名前十的城商行作为研究样本，从跨区域程度、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对比分析。
如何衡量跨区域程度？我们以最直观的外地贷款占比作为衡量标准。
截至2025年末，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外地贷款占比均超过50%，是跨区域扩张最激进的银行；宁波银行外地贷款占比超过35%，属于较高水平；重庆银行、杭州银行外地贷款占比在20%-25%之间，属于中等水平；徽商银行、江苏银行、南京银行外地贷款占比15%左右，属于较低水平；成都银行、长沙银行的外地业务占比不到10%，是高度本土化的代表。
遗憾的是，城商行的盈利能力与跨区域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。
跨区域扩张最激进的北京银行ROE仅为6.11%，在头部城商行中排名倒数第一；上海银行ROE为9.60%，排名倒数第二；而极致本土化的成都银行ROE高达15.39%，排名第一；江苏银行ROE为13.14%，排名第三。
更尴尬的在于，城商行的资产质量同样与跨区域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。
异地业务最多的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，是头部城商行中资产质量最差的两家银行。而高度本土化的成都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0.68%，资产质量排名第一；杭州银行和宁波银行的资产质量并列第二，它们的跨区域程度都不算太高。
因此，在综合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两个维度，可以清晰看到“跨区域诅咒”的存在：
整体上，跨区域程度越低的银行，综合表现越好；跨区域程度越高的银行，综合表现越差。成都银行、江苏银行、杭州银行等跨区域经营力度有限的银行，综合表现均为优秀；而北京银行、上海银行等跨区域扩张最激进的银行，综合表现则为较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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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实挺令人唏嘘。
唯一的例外是宁波银行。它在保持36.69%较高外地贷款占比的同时，依然保持行业靠前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。不过，宁波银行更多采取的是有限扩张策略，目前超过九成贷款集中在江浙沪。
03
腹背受敌：为什么跨区域经营不好做
拉长周期来看，跨区域扩张给城商行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，但并非看上去那么美好。
遥想2013年，当监管部门正式关闭城商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时，曾引发广泛争议。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，只有走出本地市场，才能打破增长天花板，分散区域风险。
然而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：跨区域的城商行作为外来者，往往面临“腹背受敌”的局面——上有全国性银行的品牌和资金优势，下有本地法人银行近水楼台的优势。
一是本地信息优势的丧失。
城商行的核心竞争力，在于其对本地市场的深入了解和对本地客户的紧密联系。在异地市场，它们往往会失去这种宝贵的本地信息优势，只能采用与大行相似的标准化信贷审批模式，很难实现差异化竞争。
更糟糕的是，为了在陌生的市场上迅速打开局面，异地分行通常倾向于采取更为激进的信贷策略，从而更容易导致坏账风险。
二是管理半径的扩大与代理问题的加剧。
随着跨区域扩张的进行，银行的管理半径会不断扩大，总部与异地分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。这就为代理问题的滋生提供了土壤。
异地分行的行长和员工，可能会为了追求短期的业绩考核，而忽视长期的风险控制；也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，进行寻租活动，损害银行的利益。
三是文化冲突与人才流失。
跨区域扩张还会带来严重的文化冲突问题。城商行在进行跨区域扩张时，很难将自己的企业文化成功复制到异地分行。
甚至，有些异地分行实际上变成了“独立王国”，与总部之间缺乏认同感和凝聚力。这不仅会影响经营效率，还会导致人才流失，从而进一步削弱异地分行的竞争力。
四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削弱乃至丧失。
随着跨区域扩张的进行，银行的组织架构会变得越来越臃肿，管理成本会急剧上升；同时，由于失去了本地信息优势，银行的风险成本也会不断上升。
这些成本的上升，最终会超过规模扩大带来的收益，导致盈利能力下降。北京银行就是典型，其资产规模曾经长期位居城商行首位，但盈利能力却一直相对偏低。
04
少即是多：城商行的本土化样本
江苏银行与成都银行所取得的成功，是对跨区域经营最强有力的“祛魅”。
作为规模最大的城商行，2025年末其江苏省内贷款占比高达83.93%，外地贷款仅占16.07%，而且这些外地业务主要集中在长三角（不含江苏）占比8.30%、粤港澳占比4.17%、京津冀占比3.60%三大经济圈，几乎没有在中西部地区布局。
一定程度上，江苏银行扛住了跨区域经营的诱惑——它的分行很早就开到了北上深以及杭州、宁波这样的核心城市，但却始终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。
如果说江苏银行的保守是主动为之，那么成都银行很大程度上是无可奈何——它仅仅在重庆和西安开设有分支机构。
截至目前，成都银行仅在重庆和西安设有省外分行，两家分行占全行总资产的比例不到6%。它超过九成的业务都在四川省内，且高度聚焦于成都本土——信贷投放占到全行的七成以上，营收贡献超过八成。
就是这样一家选择“窝在”成都的城商行，资产规模依然位居行业前十，且ROE高达15.39%，在同业中遥遥领先；不良贷款率仅为0.68%，拨备覆盖率高达426.17%，同样是行业顶尖水平。
总结一下，不管是规模最大的城商行，还是盈利能力最强的城商行，又或者资产质量最好的城商行，都选择深耕本土。
当然，这些业绩优秀的城商行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它们的大本营，均位于一二线核心城市，且背靠经济大省与人口大省。
如果本土的发展空间足够可观，跨区域经营就没有那么重要。
05
深耕本土：告别水大鱼大的时代
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已经走下神坛。
江苏银行的跃升与北京银行的低谷，将进一步推动城商行群体对跨区域经营采取更为审慎、务实的态度。
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于“能力边界”的故事。在本地市场内，城商行拥有信息优势、人脉优势和政府支持优势，能够与国有大行、股份行进行有效的竞争。一旦超出边界，就会变成“以己之短，攻人之长”。
从这个意义上，当年监管部门关闭城商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时，虽然限制了它们的发展机会，但更保护了它们——很多城商行被迫坚守本土市场，从而避免陷入跨区域扩张的泥潭。
事实上，本土化也在成为股份行群体在新时期的共识。诸如浦发银行持续强化长三角作为核心主场的战略地位，广发银行提出举全行之力深耕粤港澳大湾区，华夏银行提出充分发挥“北京主场”优势，浙商银行以“深耕浙江”为首要战略，恒丰银行亦强调“聚焦山东、做强本土”。
对中国银行业而言，那个水大鱼大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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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王馨茹 做多和做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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